贵州解放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由于土地改革解放了农村生产力，粮食生产稳步增长，自给有余，每年都有外调。但从1958年的“大跃进”开始，生产力遭到大破坏，几十年来粮食一直处于短缺、紧张状况，被称为贵州“生态、人口和粮食”三大危机之一。“文革”内乱，使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贵州城乡粮食供应状况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接着是1972、1975，1981年接连而来的3次大旱灾，粮食供应不足，人民长期饱受缺粮之苦。
回首往事，“象走钢丝一样”的粮食工作历程(李先念语)一幕幕浮现在我的眼前，感到有必要整理出来，作为历史的第一手资料，留给后人研究和总结。现根据本人当年日记进行整理，简述如下。
一、推广油莱饼窝窝头
1959年7月，遵义地区几个县发现农村饿死人的问题严重，省委在遵义召开书记处会议，专题讨论遵义死人的事件。当时我正在黔西进行工作调查，突然接到电话通知，要我连夜赶到遵义参加会议。在途经金沙县时，县长邱继刚向我介绍了当地的救灾措施。他们在抓“瓜莱代”过程中，实验了用油菜子饼做窝窝头的办法，即把油菜子饼用冷水浸泡3小时，之后晾干粉碎，蒸成窝窝头。效果不错，群众愿意吃。我当时吃了一个，亲口感觉窝窝头味道和吃了以后的反应，觉得比谷壳、麦糠好吞咽。我当即请邱继刚蒸了几十个，带到遵义。在省委书记处遵义会上，我将窝窝头摆在一张桌子上，说，这东西可以吃，有蛋白质，我省油菜子饼多，加工简单，而且比米糠、树皮等有营养。会议上我讲了油菜子饼窝窝头的很多好处，建议大力推广，同时引省委同志们都尝了一下。徐健生、赵欲樵态度很积极，主张大力推广。事后不久，不少地方都推广开来了。
二、突击调粮救北京
1959年底，党中央专门召开了救灾电话会议，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讲话，号召大摘代食品度荒，并介绍了北京用槐树叶作食品的经验，采集树叶在北京形成了运动。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在会议上也讲了话，说北京粮食告急，要求各省从速调粮进京，彭真讲话态度严肃，语气很重，说“省里死了人是一个省的问题，北京死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要求顾全大局保北京，并指定贵州调粮一亿斤。省委书记周林态度坚决，即席部署，省粮食厅连夜安排，限期突击集运加工。在我省正值浮肿病严重蔓延之际，在国库粮食出现相当危机的情况下，饥饿的贵州人勒紧裤腰务，为保首都北京尽了一份力量
三、贵州大办食堂现场会
1960年4月4日至12日，中央(国家)粮食部受国务院委托在贵州召开全国粮食厅局长会议学习贵州大办食堂的经验。之前贵州省委向中央写了大办食堂的报告，把办食堂提高到坚持社会主义阵地的高度。毛主席看了很满意批示由李先念副总理组织参观并推广。会议由粮食部副部长陈国栋主持，省委指派张军直(省委农工部部长)、祝开然(省委财贸部副部长)和粮食厅滕绍武、王民三参加。指定张军直向大会报告办食堂的经验。先后参观了花溪大寨食堂、都匀全民食堂、镇宁花江食堂。在开食堂会之际，农村浮肿正在快速蔓延。省委副书记苗春亭在北京开会期间，6月5日由省委副秘书长汪行远打来电话，传达3食堂要停办的精神，全省吃大锅饭的食堂很快陆续停办了。
四、地委书记痛斥死官僚
1961年3月8日，我奉副省徐健生之命，前去安顺察看灾情徐副省长原来认为安顺比较稳，没听说死人的事，要我去看情况到底怎样。当晚到达后，同安顺地委书记孙汉章谈了4个多小时。他说，安顾全区已死人1万多人。你务必向省委反映，安顾地区已无力上调粮食了，我们老是带‘右倾’帽子的指安顺较少浮夸，故文批为右倾)，问题虽没有遵义、铜仁那边严重，但势头也不好，虚报浮夸风害死人呀！恶果不堪设想，下边编的顺口溜“眼望天花板，手拿铅笔杆，上边要数字，纸上乱划圈”，事实确是如此。我说先到死人多的地方去看看，第二天便派了宣传部长陪同我到蔡官公社调查，公社书记说，死亡人数已有2600余人，还有浮肿2000多人。3月13日到旧州公社拉岩小队，132户，巳死去122人，有6户死绝，浮肿人数200余人。逐户看了后粗略统计，全家躺倒的64户。到村外随处一看，不是十几口棺木，就是摆放着七八具尚未掩埋的尸体，真令人心酸掉泪。
跑了几个公社，将所看到的严重情况向孙汉章书记汇报，时值省委副书记张海峰在场，当即安排了粮食供应，孙汉章当场把安顺县委书记喊来，大发雷霆“你这个死官僚还会不会活?’我回省向徐健生副省长汇报后，马上给安顺县运去了几卡车麦麸和红糖等类救灾物品。
五、进京报灾情，要粮10亿斤
1972年是贵州解放以后20多年来最严重的大旱灾年份，受灾面积1400万亩，绝收面积504万亩。减产30多亿斤，征购减少5．05亿斤，粮食产量退到17年前85亿斤的水平。
当年秋天，减产大局已定，省领导人李立、贾庭三、李庭桂赴京汇报受灾情况，请求中央支援。9月9日下午国务院一位副总理主持，农业部、水利部、财政部、商业部等十几个部委领导参加听取汇报，具体由我汇报，省领导插一些话，李立讲道，今年灾情比三年困难时期还重，那次，贵州死人达150万，今年可不能再死人了。听完汇报后，水利部部长钱正英首先发言，他说贵州这么大旱灾，关键是水利没上去，在全国、在西南都是最差的，水利部也有责任。国务院领导做结论性发言：贵州灾情相当严重，原来不大了解，以为只有华北几个省灾重，你们提出的要求，中央各部总是要支援的。要10亿斤粮食，7亿也好10亿也好，中央总要支持你们的。商业部赵发生副部长当即要求贵州要解决好运粮卸车问题，说贵阳车站积压车皮太多，铁道部已发出命令停发贵州的粮车。
六、抢运昭通死角粮
赴京汇报之后，中央决定将云南省昭通地区3亿斤玉米调给贵州。为了安排部署调粮，贵州同云南交通、粮食部门曾两次去昆明，两次去北京，三次去昭通，多次开会研究。贵州成立了调粮领导小组，省委、省政府要求交通厅、粮食厅不惜代价、全力以赴确保调粮任务按期完成。于1972年冬，组织了一场抢运死角粮的紧张战斗，包括调度军车在内，动员了千余部汽车，浩浩蔼蔼开赴滇东北高寒大山区。在运距长、冰冻路险(特别是梅花山)等重重困难条件下，在一个严冬完成了两亿斤抢运任务。
1973年元月24日，我受省政府委托，代表贵州省政府，最后一次去昭通答谢当地党、政、军各部门，在昭通举行了千人电影招待会，对他们“贵州的困难就是云南的困难”的精神和无私的支援表示衷心的感谢。
七、国务院慰问贵州灾民
灾后，农村粮食严重短缺，许多老百姓停火断炊，又发生浮肿消瘦，导致人口大量外流广西、湖南。灾情引起了国务院的极大关注，李先念副总理派粮食部军代表樊省轩率领救灾工作组，于1973年2月19日到贵州，分别到铜仁，黔东南、黔南、遵义等地重灾县，深入农户、慰问灾民，动员外流人口回归。到凯里县旁海区，正遇区委书记带领3000人去雷山挖蕨巴，樊代表动员他们不要跑到外地去，并要求县政府要保证粮食供应。在凤冈县正在听取灾情汇报时，刚到任的遵义地委书记李苏波迫不及待的赶来风冈汇报遵义全地区情况。反映每天供应一斤原粮标准太低，解决不了浮肿问题。在三都县周覃区樊省轩亲自召开生产队长座谈会，会上哭声不断。面对着面黄饥瘦的灾民，我们的心情都很沉痛。国务院工作组所到之处一再表示“对贵州灾区人民，毛主席很关怀，党中央、国务院很重视，派我们来看望你们。”25天行程3000公里的救灾慰问结束后，于3月8日慰问组向省委作了汇报，并决定增拨农村回销粮1.5亿斤。
八、省委书记卸粮车
1972年前后，“文革”动乱尚未结束，社会不稳定，工农业生产秩序还很不正常。贵州吃外省调进粮食难，调来粮食卸不下车，成为救灾一大难题，铁道部三令五申要停调贵州车皮，满载粮食的几百辆车皮却卸不下(主要是因为装卸工人受派性干扰和受大锅饭分配制度影响，消极怠工)，不能及时运往灾区。为了卸车，专门成立了有省市领导参加的卸车领导小组，组织协调。此事向省委和李葆华书记多次汇报，李书记十分焦虑，跟省军区司令员何光宇、政委石新安商议，决定动用军队参加卸车，并确定在1974年大年初一，组织各厅局长和党政机关干部参加卸粮活动，以体验调粮救灾之艰难。正月初一一大早，数百人集中到龚家寨火车站，从车皮内到站台，用手推车搬运或两人三人抬一包(重二百斤)，川流不息。李葆华年长体弱，我对他说，绐你找个轻活吧!他承担了一天的过磅计量任务。
在火车站卸粮现场，我向李葆华和其他省领导同志建议，派军队和机关干部卸粮不是长久之计，要从根本上解决装卸工人工作积极性问题，应从分配政策上提高他们的待遇。学习广东口岸对装卸工人改掉计时工资，实行计件制改革，这样才能做到按劳计酬，调动工人的积极性。一九七五年
九、中央借粮两亿斤
1975年旱灾是1974年旱灾的继续。连续两年的自然灾害，民间粮食底子很薄，国库粮食很空虚，出现多处粮食脱销的局面。7月，商业部在武汉召开全国粮食工作会议。行前，省委书记李葆华叫我汇报贵州粮食情况。我反映了库存粮和农村生活情况，各地老百姓缺粮严重，到处有群众上山挖蕨根，仅遵义县就有10万人上山。我说，“这种情况不向中央要粮不行！”李书记讲：“全国都有困难，我们不好开口，算了吧!”说话间，他突然起身走到院子扳了两个包谷，对我说，“民三，你看这棒子不是快熟了吗?能撑就撑过去吧。”我在武汉会议上与分管粮食的商业部副部长赵发生专门深谈了贵州的灾情和粮食供应情况，同时转达了李葆华书记的意见。赵部长说，贵州灾情确实严重，葆华是个顾全大局的人，可以不带缺粮的帽子，用变通的办法，以借粮的形式给你们先调两亿斤。当即我就打电话向李书记汇报了这一情况，李书记听到后十分高兴，嘱咐我乘飞机回来，下飞机后先到他家研究调粮和群众生活安排问题。
1976年元月，安法乾副部长来贵州检查灾情，我陪同前往铜仁、遵义、黔东南三个地区的重灾县。调查中发现灾民粮食供应标准太低，不少地方粮食脱销。回贵阳后，安部长与葆华书记见面，井建议省委向中央发紧急调粮的报告，李书记当即表示同意，请求调粮3亿斤。不久后，部里通知安排调给贵州玉米2．7亿斤、苕干3000万斤。
十、粗粮细作
吃调进粮，只能调什么吃什么，城乡居民粮食供应不得不大量搭配玉米和苕干。由于群众难以接受，推广粗粮细作，消除供应阻力的工作就显得特别重要。1976年上半年，粮食部门大力推广玉米面电打发糕，把玉米磨成浆，放进特制的铁盒里，用电热蒸熟成糕，成品吃起来松软可口，很受群众欢迎。为推广机制煎饼(东北大煎饼)还专门召开了现场会，省党政领导苏钢、金风、李庭桂、冉砚农等百余位同志参加试吃(品尝)，大家一致赞许。
在粗粮细作中，电打发糕传到了四川，他们派专人到贵州学习，并把刚出笼的发糕空运到成都，当日就召开了一个规模很大的现场会，包括四川省市领导人在内的百余人参加了会议，并亲自品尝。从此，电打发糕在四川很快推开了。一九八一年
1981年全省发生大旱灾，粮食较上年减产14亿多斤，下降幅度达12．5％。这次灾情发生在“文革”以后，省政府有了足够的认识和积极的准备。苏钢省长和张玉环副省长亲自指挥和部署，城乡粮食供应得到保证，这在我省多年的生产救灾史上是最好的一年。
十一、省长进京报灾情
1981年9月11日，由苏钢省长率队，省政府有关厅局长8人，进京向国务院汇报贵州灾情，请求中央支援：大米1．5亿斤，救灾资金6000万元，汽油28000吨，化肥5万吨。到京后我们住在皇城根南街九号的国务院招待所，国务院副秘书长田纪云代表国务院到驻地看望大家，第二天安排了汇报日程，由方毅副总理和十一位领导人听取汇报。方毅讲话中对贵州困难有了深刻了解，表示要大力支持，他讲道：贵州确是穷，多灾多难，贵州是很克己的，特别是池必卿。遭遇大灾，要吃点红薯干吧！我15岁前就是吃红薯干长大的。调粮食没有大米，调小麦也可以。要调些苕干。
关于调集粮食的安排，我又去粮食部，向杨少桥副部长汇报，请求将小麦改为大米，灾民吃面很不习惯，加工又来不及。部里当时安排有很多困难，一时难以确定。待我们回到贵阳一周后，部里计划司司长电话通知我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部里已经研究并同意，将调小麦改调大米，我当即转告苏钢省长，他也放下了包袱。
十二、充实粮源，以物换粮
为了准备充足粮源，确保灾区局势稳定，除中央调粮外，省政府在迫不得已情况下决定，不惜代价拿出本省一批紧缺物资与外省协作换粮，省有关领导负责组织与协调，解决了一批大米来源。其中较大一宗是与安徽的交换，经过协商后，以两省政府间协议形式签订协作项目，贵州调给安徽桐油300万斤，木材2万立方，烤烟10万担，安徽调给贵州大米8000万斤。
十三、受灾不见灾
这年大灾之后，农村没有出现缺粮断炊、农民上山、浮肿病及农民外流等从前受灾后常见的现象。基层干部和广大农村群众一致评说，受灾不见灾。农村生活稳定，生产积极性高涨，保持了稳定的社会局面。究其根本原因，就是省委和省政府认识足，动手早，象组织战役一样抓救灾，粮食调拨安排及时，就是在铜仁、遵义等地一些重灾县，在发生短暂粮食脱销的情况下，省政府采取了动用备战用的“甲字粮”的紧急措施，并突击抢运，保证了灾民的生命安全。
